林伯渠故居

发布时间:2016-10-25 11:30:20来源:
【摘要】林伯渠故居坐落在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,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筑。林伯渠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。 故居由于年久失修,仅存一道封火墙。为纪念跨越二个世纪的革命家林伯渠诞辰100周年,临澧县委县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动工修复。故居座北朝南,为三进,每两进之间设一天井,有正房14间,杂室5间,建筑面积857平方米。砖木结构,硬山顶,两侧封火墙造型,室内门、窗、壁、望板、地板均用木板拼合,并刷涂...

林伯渠故居坐落在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,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居民建筑。林伯渠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。 故居由于年久失修,仅存一道封火墙。为纪念跨越二个世纪的革命家林伯渠诞辰100周年,临澧县委县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动工修复。故居座北朝南,为三进,每两进之间设一天井,有正房14间,杂室5间,建筑面积857平方米。砖木结构,硬山顶,两侧封火墙造型,室内门、窗、壁、望板、地板均用木板拼合,并刷涂桐油成深褐色,后堂屋“九牧世家”之匾牌,高悬梁上。整个建筑古朴典雅,且“诗礼伴家”之气息浓厚。故居内开设六个陈列室、陈列林伯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图片、照片和文物资料。故居前有稻田,后有茶山,左晒场,右池塘,腰围约4米的千年古柏巍然屹立于前晒场中央,一派庄重 肃穆的气象。 “林伯渠同志故居”匾牌是邓小平亲笔题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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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伯渠,原名林祖涵,字邃园,号伯渠,中国湖南省安福(今临澧)人,早年加入同盟会。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南昌起义、长征等革命活动,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。建国后,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、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、二届副委员长。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,与董必武、徐特立、谢觉哉和吴玉章并称为中共五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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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伯渠塑像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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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。  1904年春,经选拔考试,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。  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。  1905年11月,日本文部省颁布《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》,他在极为愤慨之下,毅然回国。  1906年春天回国后,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, 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,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,黄花岗起义失败后,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,后被袁世凯通缉,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,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,受命回国后,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、政务厅长等职。 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,林伯渠与湘军旅长林修梅退至衡阳起义,参加了护法之役,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。1920年,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。   1921年1月,经李大钊、陈独秀介绍,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,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,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参加国民党一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,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常务委员、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。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,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,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,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,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,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。

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代表合影,毛泽东和林伯渠在第二排左起第八位、第九位

 1926年3月20日,蒋介石制造“中山舰事件”后,他逃出国民党中央,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,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、战斗力弱的杂牌军,建设成北伐中的一支劲旅。  1927年7月15日,宁汉合流后,他参加“八·一”南昌起义,起义失败后,受党中央派遣,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。  1932年冬,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。翌年三月,进入江西中央苏区,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,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。这期间,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,广泛开展节约储粮,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。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,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,向地富筹款借款;一面适当增发纸币,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,开展节约运动,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。 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,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,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,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他领导边区军民,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,建立三三制政权,实行精兵简政,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,进行经济文化建设,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。  1937年8月,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,通过了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,派他常驻西安,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,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。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、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,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,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。  1944年9月,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、召开各党派会议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,得到民主党派、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,出现了新的高涨。   1945年4月,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,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  1948年冬,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,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,12月12日,他告别延安,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,后受党中央委托,前往东北迎接李济深、沈钧儒、谭平山、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。 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,林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,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。为筹备新政协,建立新中国,他虽是63岁高龄,仍不辞劳苦,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,为勉励自己,他在日记上写下了“为人民服务,为世界工作”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,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,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。下午3时,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。他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,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,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。  “十一”以后,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,商谈、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,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,推行各项政府工作。同时,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费出很大心血,为加强正副主席、各个委员、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,传达贯彻各项指示决定,他批阅大量文件,筹备与组织各种会议,做出了卓越贡献,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,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。  1954年9月,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,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他倡导把定期下去视察工作,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,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,调查研究的一种制度。翌年5~6月,他率先到湖南视察,先后下到益阳、常德、临澧等县许多单位,找基层干部交谈,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,取得发言权。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,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,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。   1956年9月,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,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。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,他先后去广东、杭州、上海、南京、内蒙、山西、辽宁、宁夏、湖北、广西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等地视察,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,在日记本中写下“脚踏实地,实事求是”、“留有余地,力戒浮夸片面”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。  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,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  这期间,他以古稀之年,不辞劳苦,辛勤工作,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,呕心沥血,鞠躬尽瘁。  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,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,记有“我们的不足”是“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(平衡)”,其不足之处,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,是不可免的;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,如“刮共产风”、“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”,这是“脱离群众的”。7月13日写成《庐山即景》一诗,诗中写有“规律客观不可忽,自有群众作结论”之句。1959年8月,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访问,受到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。  1960年5月,他病情恶化,在大家的劝说下,才去北京医院治疗,29日病逝于医院,享年74岁。 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说:“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。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,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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